自明朝建立以来，北疆的蒙古诸部便始终与明朝呈现出敌对状态。毕竟，明太祖朱元璋夺取的是元朝的江山，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五征漠北；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对外军事开始转为守势，但与北疆蒙古诸部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却还是在长期持续。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的中期，而明朝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长期面临着来自北方蒙古的强大军事压力。而这一问题直到隆庆皇帝朱载坖登基之后方才得到改观。
一、“隆庆开关”为大明朝提供了经济手段解决矛盾争端的经验
要说北方与蒙古的争端，我们却必须要先把目光聚焦到大明朝的东南沿海。隆庆皇帝在高拱、张居正等一干名臣的支持下主导了“隆庆开关”，结束了大明朝立国以来便实行的“海禁”政策，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实施开放。
这样一来，不仅国家通过海外贸易而获得了财富收入，而且为福建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一条依靠贸易为生的出路，从而有效的缓和了官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老百姓有了出路之后自然没有人愿意下海当海盗，这就使得几十年来东南沿海倭寇越剿越多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东南稳定了，大明的君臣却从“隆庆开关”的成功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原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矛盾争端，远比单纯的军事进剿要有效，而且更能取得持续性、根本性的效果！
二、重新审视明朝与蒙古诸部的关系
“隆庆开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让大明君臣兴奋之余也开始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北方。既然通过经济手段能够解决困扰大明朝几十年的倭寇问题，那么在与蒙古的问题上是否也能够适用呢？
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中原地区与蒙古草原的关系了：
一是草原游牧经济对中原农业生产有较大的生存依赖。在元朝时期，蒙古草原继续沿袭着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经济发展模式，这也就是所谓的“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这实际上就导致了草原地区对于粮食、布帛、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紧缺，当时这些资源主要依靠的主要是元朝通过行政手段从中原地区调拨。但是当明朝建立之后，这一切便都不存在了。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往往因为生活必须品的缺乏而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既然活不下去，而南面有能活下去的资源，那就去南边抢！这就是蒙古人南下的经济动因！
二是政治层面，俺答汗迫切的希望与明朝通商。隆庆时期，北方蒙古首领俺答汗屡屡率军南下劫掠明朝边境，著名的“庚戌之变”便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而俺达汗的这番作为实际上是希望以战促和，他心中迫切的希望能够与明朝保持长期的贸易，从而缓解麾下的蒙古族人的生存压力。
三是明朝财政压力巨大，减少边防军费成为了客观需求。明朝中期，国家的田地赋税持续萎缩，而东南沿海剿倭、北疆抗蒙等等大量的军费开支早已经让国家财政处于极为困难的状况。削减经费休养生息已经成为了明朝廷十分迫切的现实需求，所以对于明朝而言能够终止北疆无休止的战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综合上述三点原因，草原游牧经济对中原农业生产的现实依赖实际上推动了明朝和蒙古高层对于维护和平、南北通商具备了共同的意愿。既然是“郎有情妾有意”，那么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实施了。
三、面对强大的国内阻力，名臣高拱玩了一手“斗转星移”
虽然与蒙古诸部通商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但是这件事实际的操作难度依旧是非常大的。无他，关键还是在于朝中的舆论氛围。明朝取代蒙古人的元朝而恢复了汉家天下，现在却又要反过来和蒙古人做生意，自然有很多人接受不了。
这件事往小了说，叫“自降身份与蛮夷通商”，往大了说，就是“资粮以敌”。明朝的读书人爱惜自己的名誉超过了性命，谁也不想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舆论中被扣上个洗不清的万世骂名。名臣张居正不敢，内阁首辅高拱不敢，隆庆皇帝自己也不敢！
若是换了其他人，恐怕这件事还真就干不成了。但是所幸隆庆这一朝的内阁大臣中有高拱、张居正这样不世出的名臣！他们的脑子是极为清醒的，也看到了从根本上缓解大明百年边患的契机。虽然朝中阻力大，但是事情必须要办！这便是名臣和政客的区别！于是在高拱的主导下决定推动此事，只不过在这过程当中要用到更加高明的政治手腕。
首先，要试试水。高拱先授意下面的官员把与蒙古人通商的议题给报上来，这件事顿时在朝廷之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和反对的官员吵成了一锅粥。高拱冷眼旁观之下，便把朝中大臣的态度看了个分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其次，开始打太极。原本朝中吵开了锅，作为核心决策层的内阁该拿个意见吧？首辅高拱却早已经在内阁内统一了意见，谁也不许表态！这样一来，事情闹到最后始终也没个定论。这个时候高拱就站出来说，既然事情定不下来，那就大家投票吧！由于前期高拱已经看清了大多数官员的立场，所以高拱在投票人选择上动了心思，选择的44名官员中，有22个支持22个反对，所以几轮投票的结果始终是22比22相持不下。此时此刻，高拱强忍着心中的笑意，把投票结果封好之后直接甩给了隆庆皇帝。
三是斗转星移之下事情又转回到内阁。隆庆皇帝看着投票结果傻了眼：你们这是闹哪样？高拱本是隆庆皇帝的老师，眼见自己学生犯了难于是便指点了一下，让他再把皮球踢回来。隆庆皇帝当即下旨：让内阁最终决策，必须拿出一个章程！到了这个时候，高拱终于代表内阁集体表态了：通商！
四是封贡为表互市为里。到了最后，为了顾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感受，这个事情还不能明着说是和蒙古人做生意，而是说蒙古人向我们表示臣服，然后给我们朝廷进贡，朝廷则是要相应赏赐一些财物。这贡品和财物的一来一往之间，买卖也就成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算是基本上办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大臣们没有表态，皇帝没有表态，内阁最终是被“逼着”表的态，谁也不用背骂名，谁都可以接受，这就是名臣高拱的高明政治手腕。
四、封贡互市的积极意义与不足
与北疆蒙古诸部封贡互市是明朝中期的一件大事，其对于整个明朝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这里我们从积极与不足两个层面来加以总结。
首先是积极层面：
一是为明朝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此时大明东南方向的倭寇已经剿灭，而现在北方的蒙古诸部也与明朝建立了贸易关系，如此一来明朝自立国以来第一次在南北两面同时处于整体和平的状态，这就为日渐“日薄西山”的明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而后来由张居正主导的“万历新政”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得以顺利推行。
二是有效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与蒙古诸部进行贸易，使得蒙古诸部获得了日常生存所需的必需品，这就大大减少了其南下劫掠的内在驱动。自此之后近百年，大明北疆基本没有与蒙古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从而极大的减轻了明朝财政层面的军事投入。这样一来，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紧张状况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这也为后续的“万历新政”能够渡过改革初期的“阵痛”提供了财政保障。
三是有效促进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通商之后，隔断近百年的中原与北疆蒙古再次恢复了联系。由于彼此强烈的贸易需求，使得边境地区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蒙汉百姓也在贸易互通当中增强了彼此的交流与融合。后来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经这样评价：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接下来是不足层面：
一是顶层设计存在先天缺陷。如前文所述，明朝与蒙古的通商是“封贡为表而通商为实”。这虽然减少了推行的阻力，但反过来也使得官方层面的通商局限于朝贡的形势而非完全遵循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对于民间互市开放后的自由贸易又没能有效的纳入税收层面，这就使得封贡互市并没有为明朝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二是对于经济手段的运用依旧不足。“隆庆开关”和“封贡互市”使得大明朝积累了运用经济手段的经验，不再局限于用单纯的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但是却没有更进一步用好这个经济“杠杆”。比如说在以经济诱因拉拢更多亲明朝的游牧部落，打击敌对部落，或者维持草原分裂的均势等等……这些精细化的操作我们鲜有所见。
三是被动的开放最终没能推动国家的转型。由于前面两点的缺陷，造成“封贡互市”未能尽全功，使得整个朝廷都未能意识到这种对外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为国家带来的深刻变化。所以，无论是“封贡互市”还是“隆庆开关”最终都没能动摇华夏封建王朝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这种被动的开放在昙花一现之后终究挽救不了国家整体上日薄西山的态势。几十年之后，贫穷积弱的大明朝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
图/来源于网络
文/华夏问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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